作者： Lyn

　　郑女士是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干部，同时是一名志愿组织的负责人。她说：“为别人做事真的很开心，很幸福。做义工所得到的是金钱买不到的。”

　　一道脑力激荡题：神父对信徒A说：利他主义者上天堂，利己主义者下地狱！A想要上天堂，所以，A经常不求回报地帮助他人。请问，A是利他主义者？或是利己主义者？我曾

在中国青基会碰到一位年轻的母亲，她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用孩子的名字给希望工程捐款。她说：“这笔捐款不光是为了帮助农村的穷孩子，更是为了从小就培养自己孩子有爱心。”我们习惯讲“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而上面几个人在帮助别人时，还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并非完全无私。他们的动机是否有违志愿精神？

　　我们先来琢磨几条关于助人的口号：

　　“施比受更有福”，“喜乐奉献”，这是教会劝善的口号。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是志愿组织对志愿者的动员口号。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公民行为口号。

　　“助人为乐”，是今天倡导社会公德的主流口号。

　　“以团结互助为荣”，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

　　“善有善报”，则是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的道德信条。

　　所有这些倡导助人的口号，并没有强调无私奉献，恰恰是讲“有私奉献”。当然，这个“私”不是物质上的有偿，而是奉献之后内心的愉悦感、荣誉感和精神价值的实现。

　　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讲人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大需求，志愿服务可以获得后三项需求，这属于“有私”范畴。

　　志愿精神体现了志愿者奉献社会与满足个人精神需求、利他与利己的统一。正如2005年11月第10届国际义工协会亚太区会议通过的《义务工作香港宣言》在基本原则中指出的：“义务工作不仅能帮助别人，义工本身也因此受惠”。

　　美国电影《心的方向》，讲一位退休老人精神失落想要自杀时，收到了他救助的一名孤儿的来信，使他看到了生命的价值，重拾了生活的信念。这部影片诠释了“助人自助” 的深刻道理：做善事不仅是帮别人，也是帮自己，甚至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算算得失帐，这个人失去的只是每月21美元捐款，得到的却是找到了生命的方向。

　　说志愿精神的原动力是“有私奉献”，是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任何道德理想，都不可能背离人性。“大部分中国人乐于行善的目的，是期望获得回报”，这是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1845-1932)在其著名的《中国人的素质》中写的。古往今来，无私奉献的人有，但毕竟少。纯粹无私那是圣人。如果我们都按照圣人的标准来倡导志愿精神，岂不是对凡人、平常人关闭了志愿者的大门？这对于志愿精神的推广普及是非常不利的。

　　美国志愿服务的年贡献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在一个讲求功利的市场经济社会，志愿服务何以如此发达？原因之一是他们从没有把志愿精神拔高到无私奉献的高度。美国人非常清楚志愿服务是利他也利己的好事、乐事；同时也是一种公民责任，不做是不对的。美国的高中毕业生如果拿不出志愿服务达到规定时间的记录，不会有一所大学录取他。

　　附带一笔：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有一位理事的女儿到美国求学，她不经意填写了父亲的志愿者身份，竟被学校优先录取。这也许是美国人对中国志愿者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吧。

　　回到中国的现实，我希望有无私奉献的英雄作为我们时代的旗帜，更希望鼓励、推动、褒奖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有私奉献”，动员更多的人参加到帮助他人、完善自我的志愿者队伍中来。我们期盼“以团结互助为荣”蔚然成风，期盼全体公民共同来描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图景。

　　究竟什么是志愿精神? “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就是志愿精神吗?本文揭示了公民社会的志愿精神的真正内涵，即个人实现某种价值的意愿，以及自发的行动。

　　志愿精神是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的一个核心理念。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项目对全球22国的研究显示，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志愿投人达到其全部有酬员工贡献的一半以上，吸纳了总人口28％的贡献。可见，志愿行为不仅构成非营利组织运作的一大特色，而且是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重要途径。为什么存在如此广泛的志愿行为?一个社会的志愿精神又靠什么维系呢?

　　我们经常理解志愿行为是一种不求报酬的贡献，似乎自我付出和不取回报是志愿行为的标准。志愿精神成了一种与自我追求和利益取向相对立的道德，“雷锋”被视为舍己为人的榜样和典型。这样一来，当道德的准绳不再是社会中的唯一激励，尤其当利益激励被显化、被认可时，放弃利益和自我的“高尚”就成为一种“傻”的选择，“雷锋”也一度成为“傻子”的代名词。为什么志愿行为被人们认为是“傻”的呢?其实，原因并不在于人们认为志愿服务、帮助他人不好，而在于我们的传统道德将“义”和“利”这两种好东西截然对立，将“私”和“公”两个相承的概念视为相反，迫使人们做出单一的选择，做出个体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取舍。一旦人们的舍弃所换来的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甚至被某些利益群体所利用时，就会产生被利用感，并进而对道德行为失去信任，对公共价值产生反感、冷漠，乃至形成过度的极端自利、破坏公共事务的倾向。重建公共价值，促进志愿行为，我们需要反思志愿精神的真正含义。志愿，在英文中表述为”voluntary”，是自愿的、主动的、自发的之意。中文也一样表述了这个含义，“志”，是心之所往；“愿”，是情之所愿、自己愿意。因此，“志愿”本意上是有志向心的自愿行为，它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个人实现某种价值的意愿；其二是自发的行动。两层含义都强调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和个人选择。这与我们传统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道德有所不同。志愿和公益行为是个人在实现其公共价值追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现象，而传统道德强调了对个人的舍弃。我们看到，建立在个人牺牲基础上的付出行为是脆弱的，它依存于伦理本位的集体无意识。在开放、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我们需要还志愿精神与志愿行为以个体意志自由的价值内涵。

　　首先，为什么个人会有公共价值追求?当我们帮助一个弱者，也意味着在社会上增进着对弱者关怀的机制；当我们参与一项公益事业，也意味着我们在发展自身改善公共环境的能力。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方面——如金钱、健康、心理、年龄等等——处于弱势，对于弱者的关怀和对于公共环境的改善，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社会处境的改善。因而，志愿的本质含义不在于牺牲自我，而在于实现每个公民的个体责任；而个体的自由意志，恰恰是其可以实现其社会责任的前提。具有自由意志和公民责任的个体，是自治社会的基础。

　　其次，自愿性是志愿的第二个核心特征，没有个体自由选择的自愿性，就谈不上志愿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形成了强大的行政动员体制，比如单位配额要求鲜血、在工资中扣除一定金额用于慈善捐助、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参与义务劳动等。这些举措可以更快捷有效地动员起更多的资源，在减少行动成本方面是有效的，但是它其实破坏了社会中的志愿精神和志愿机制。因为无论被要求者本身是不是愿意，这些行动都磨灭了个体的自由意识，从而长远来看，对社会的志愿公益机制构成危害。 ，

　　第三，志愿精神首先是一种公民精神。志愿的意义在于公民通过个体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公益。因而，它不必然意味着自我牺牲，尤其不应以“舍己”的程度来衡量其公共精神，甚至将其扩展到对孩子、家人、友情等的放弃，对于同样的公共价值，以自我牺牲更大作为更值得崇尚的标准。它最直接体现在对志愿者的保护上。如果社会中存在对志愿者不公正或者让其持续自我牺牲的现象，这并不是说明志愿精神可贵的理由，而是提醒我们应该深刻检讨社会机制的公正性。公民社会是由每个具有公民责任的公民所共同构建的。公共利益是基于对平等公民权利的共同提升，而不是基于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来的对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每个公民都是公民社会中具有社会责任的平等一员，个体在志愿发扬公益精神的时候，并不比其他个人更少拥有公民权利；其亲人也同样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主体，不能被视为任何供奉用的“牺牲”。对于志愿者基本权利的保护、公正的社会待遇，以及对其行为成本的适当补偿，都是必要且应当的，它不能通过更多的赞美之词来代替。

　　最后，志愿参与需要通过志愿组织的形式制度化。志愿组织作为个人志愿行为的载体，使得个体的公民责任构成了社会的公益机制。志愿组织是公民社会的组织基石。志愿行为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但不等于它是没有成本、不讲求组织运营的。要使得志愿机制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同样需要对志愿组织的规范运作和妥善管理。志愿组织管理具有与企业不同的理念和模式，但是其专业化运作和经营理念，完全不亚于企业的要求。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志愿行为是公民实现其共同利益的自治模式，我们就会发现，志愿公益不是一种超于我们生活的特殊事物，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治理念。它最核心地体现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做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是志愿公益的前提，也是志愿精神的最终落脚点。